必须正确对待财富，树立正确的财富观　　

　　面对世界经济格局，我们首先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财富。显然，我们是需要财富的，因为财富代表着国家的强大，代表着一国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财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我们需要阳光财富。　　

　　有没有正确的财富观，能不能在法规的规定下，把追求财富当作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对社会应有的义务，对于一个国家的富强和文明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强调）大概都不会过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汲取。1700年以前的欧洲，在大约1000年的时间内，其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人均收入每年仅增长0．11%，630年才增长一倍。究其原因首先是没有正确的财富观，不能正确地对待财富，其次是没有市场经济。　　

　　走向市场经济的西欧国家，面对财富问题，同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在其《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记录和评述。在中世纪，西欧社会普遍认为，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是令人堕落的主要原因，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对荣誉的需求则占据了主导意识形态。这样的道德准则和财富观，不仅遏止了西欧国家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动荡。随着西欧国家步入市场经济，社会和思想界围绕着财富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且达成了一个大体共识，即人类不可能没有欲望，社会需要健康的发展，只能以一种欲望平衡另一种欲望，合法的追求财富的欲望是温和的欲望，是使人类社会能够平稳健康发展的欲望。马克斯·韦伯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赞扬“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解决了正确的财富观之后，西欧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从1820年到1990这170年间，人均收入英国翻了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　　

　　中国历史上正确的财富观的问题一直被没有得到解决。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既有富人财富来源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缺少产权观念和相关法制，以及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打算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要我们有强烈的使国家富强的欲望，我们就必须引导我们的人民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在法制的框架下，合理合法的追求财富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周而复始的“均贫富”只能越均越小，越均越没有产权观念，越均越落后。　　

　　我们的价值评价体系必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社会价值体系是社会公认的对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个人的评价标准所组成的有机体系，它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并且在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使社会健康而有序。　　

　　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最佳状态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能的体制。这种体制的价值评价体系和社会诱导信号是适合搞企业的搞企业，适合搞研究的搞研究，适合搞管理的就搞管理。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深刻地指出，科学的管理要求把每个人放在能做什么，而不是不能做什么上。失败只是意味着一流的专业人员被安排作为管理人员。在美国福特时代的大学生无疑把福特和美国总统同样视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比尔·盖茨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也不低于美国总统。正是因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价值评价体系和诱导信号使得更多适合直接从事经济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从事了经济工作和研究工作，才有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这是自然经济使然。遗憾的是这种“官本位”的观念延续至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继续强化。比尔·盖茨如果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可能会当上某一级的政协副主席之类的官，如此一来，也就极大地遏制了他在技术领域的创造性。我们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聪明人本来就有限，其经济如能发展，是在制度安排上能把最聪明的人引导到经济技术发展的轨道上来。而“官本位”的诱导信号，则把几乎所有聪明的人都引导到了对官趋之若鹜的地步。当“官本位”蔓延到教学科研领域，按照“官”来分配科研资源，从而教学科研骨干也一心一意地谋官的时候，我们又何以能够建立起创新型社会呢？“官本位”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使我们的社会不堪重负。如果说假话、大话可以升官的话，那么说假话、大话就成为一些希望当官、升官的人的必然选择。显然“官本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官本位”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经济基础或者说是经济体制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越是落后的地区的人越愿意当官，比较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的“官本位”倒是淡化一些。这其中有一个比较利益的问题：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选择空间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于直接从事经济基础方面的工作，挤进“官”的行列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经济发达地区更多地聪明人选择了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聪明人更多的挤进了“官”的队伍，这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进一步会促进或遏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原因。　　

　　市场经济需要的“官”的质量、能力、数量都与计划经济不一样，这是由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所决定的。“官本位”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安排和制度诱导的问题，换言之，在给定的条件下当官是有利可图的。为了把更多的聪明人吸引到一心一意地从事经济、教学方面的工作上来，我们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诱导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应当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发挥自己优势的位置。　　

　　必须更加深刻地认识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民营经济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健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经济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就，一是由于放开，二是由于开放。所谓放开，就是打破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让其他经济成分，特别是民营经济能够发展起来；所谓开放就是引进外资、外企，借势发展。至于激活国有资产存量，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显然并不理想。